阅读游静和坏孩子

《坏孩子》是一部企图从香港、日本札幌及澳门三地少年感化院中生活的年轻人观点出发的纪录片。导演在院中透过媒体工作坊,协助被囚少年与少女讲故事、摄影及录音,从而让这些「边缘青少年」,透过玩这些科技小玩意表达自我,重新建立一点点自信,能更诚实地面对自己及他人,同时也希望让我们这个「乖孩子」至上的成人世界学习搁置批判、家长式的目光,尽量从「坏孩子」的角度、位置出发,接触、认识与感受他/她们。这部纪录片尝试去接近及了解,这些被我们的社会制度关起来,被认为「太危险」、「太坏」的年青人,呈现他/她们较真实的面貌。我们从他们身上,也许可以重新发掘被主流社会深深埋藏的另一面,及学习活出自由的勇气。

 

《坏孩子》(WE ARE ALIVE)剧照《坏孩子》(WE ARE ALIVE)读《坏孩子》   

导演/监制/剪接:游静(Yau Ching) 
摄影/录音:工作坊成员
出品国家:香港/日本/澳门 Hong Kong/Japan/Macau
语言:粤、日语对白,中英文字幕
色彩:彩色及黑白 color and b/w
片长:101 分
游静及工作坊成员作品

导演游静(Yau Ching)

游静,性别、年龄不定。伦敦大学皇家可露威学院(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媒体系博士。曾于加州大学圣地牙哥校址及密西根大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等任教,现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著有Filming Margins: Tang Shu Shuen, a Forgotten Hong Kong Woman Directo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及《另起炉灶》(香港:青文书屋,1996)、《裙拉裤甩》(香港:珍熊静出版社,1999)、《性 / 别光影:香港电影中的性与性别文化研究》(香港电影评论学会,2006)等书,编有《性政治》(香港:天地图书,2006)。为免被举报送院隔离,同时创作诗、电影及录像。诗集《不可能的家》获香港文学双年奖诗组推荐奖。电影及录像作品包括《好郁》(获葡萄牙费加拿霍斯电影节影评人大奖、《搵自己》(1999,香港电台电视部「创意空间」系列播映)、《白雪仙的妹妹》(1999,香港艺术中心特约节目)等。

Director’s Note
During the seven years of working with the teenagers, organizing the materials created by them and editing this tape, I myself have gone through a painful process of rethinking many of the taken-for-granted values in our society. I hope this documentary is able to trigger a similar process in its audience by reminding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what we went through when we were young, and the ways in which we have been, are, and could be alive.


►专访游静

好戏网:《坏孩子》“只是一份诚实的纪录”,有没有因为不忍触碰而没有纪录下来的部分呢?
游静导演:「只是一份诚实的纪录」不是我说的,是电影节负责撰写简介的作者对电影的阅读。《坏孩子》被邀请参加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时,该影展的撰稿人则有完全不一样的诠释:「电影艺术家游静的作品从来不是『纪录』现实,在她手里摄影机像一面镜子,提供没有自信的边缘青年重新爱上自己(的影像)的机会,又或者像一张信纸,让他们自然地流露情感、传递给在远方同样身陷感化院的同类伙伴。透过『镜像』与『信纸』的交织,本片捕捉到的不只是现实,而是边缘青少年(女)令人动容的情感真实。」我希望『坏孩子』更可作为观众的镜像,让观众看到自己心中的「乖孩子」与「坏孩子」,及两者间既模棱两可又约定俗成的分野。这是我没纪录下来、每位观众不忍触碰,但却是成长的必经阶段。

《坏孩子》(WE ARE ALIVE)剧照 好戏网:您觉得感化院的孩子们心中的梦想、爱和生命与感化院 外的人们是不一样的吗?
游静导演:就我有限的经验而言,感化院内外的孩子非常相似,只是看来感化院内的比较聪明、活泼、纯情、善良与勇敢,感化院外的大概是把这些素质都尽量藏起或压掉,好让他们留在感化院外吧。感化院内的由于被判为异类,所以他们被剥夺了有梦想、爱,与享受生命的权利。

好戏网:穿梭于感化院的七年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游静导演:从孩子身上学习梦想、爱与幸存的意义。

好戏网:您觉得电影是什么?您想通过电影表达什么?
游静导演:电影是一种可以让我同时审视「我是甚么?」及「社会是 甚么?」的媒体。电影帮助我及观众看到我们不常看到的,及电影未可以让我们看到的。它集多种语言的大成,像纪录、诗、评论等,让它们互相碰撞且互相补足。

好戏网:有什么特殊的人或作品曾经影响过您?
游静导演:太多了。但拍『坏孩子』时倒不觉得特别受甚么作品影响,反而觉得自己从未碰过用如此形式来处理如此内容的作品,感到自己的路是完全孤单的。

 

读游静影像成为她生存的一个方法游静(Yau Ching)

游静说“从小我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小孩,看别人写文章,觉得自己也可以写,别人拍东西,自己也可以拍。当时很天真烂漫,后来才知道「写写看」及「拍拍看」是很难的事情。”这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对于文字和影像都兴致满满,后来远赴国外学习电影,美国纽约九年、伦敦一年。原本为文学专业的她,在初到国外语言的隔阂下,影像成为她与这个世界沟通的方法,甚至成为她生存的一个方法。

她如饥似渴地充实自己对万物的感知,小孩总是需要一个机会打开眼睛,在种种新奇的发现中重新寻找观看的角度,并通过创作与实验找到自己的话语。美国的学习经历为游静打开了很多道门。创作影像的激情鼓动她不断找到新的想法、新的作品。生活从来不是只有一面。幸好,游静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兴趣,她执起了“教鞭”,这项工作养活了自己也给与了她更多学习的动力,最重要的是工作并不妨碍她的创作。于是,直到她终于意识到要离开之前,她手上的镜头从来不知疲倦,一次次将自己投入全新的思考中。国外的生活也促使了她作品中关于身分认同的层层探究,如《理想家园》《流》《录像书简》,同时也提供了实验电影、女性主义电影、同志电影等多种创作的可能,如《好郁》便力图诚实地讲出女同志自己的故事。身分认同与性别认同常常是游静感兴趣的议题,如《另起炉灶之耳仔痛》(Diasporama)立足于对香港的研究,从大陆、香港、台湾的华族流离,探讨全球化下的流离问题,这部作品也成为游静回到香港的一个契机。


创作的过程是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难题

《我饿》是游静向其有可能待上一辈子的纽约说再见的作品,内容全部在她居住了九年的纽约公寓内拍摄完成。“人去楼空,留下的是人是鬼都不晓得,但是拍片的理由很自私,只想对自己的生活以剧情片的方式做一个纪录。”同时,该片也为游静的下一部作品《好郁》作暖身练习。《我饿》完全是一部游静式的鬼片,与当时正风靡的香港鬼片截然不同。“我喜欢吃东西,对食物也一直很有兴趣,我喜欢拍女人做菜的样子”,于是游静将这种兴趣通过实验的方式把一个特别的鬼故事讲出来。游静在《我饿》中用电影的视觉方式表现味觉与嗅觉,借视觉媒体表现看不见的东西。创作的过程是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难题,这或许是游静思维的常态?

之后,游静回到香港,创作了《好郁》——香港第一部以女同志为题材的独立电影。电影从属于大多数香港家庭的故事出发,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父权普遍缺席的香港的六七十年代,故事也含有游静自己的成长经历。《好郁》花了三年时间拍摄,又经历了两年时间艰难剪接,最后由台湾电影剪接师陈博文先生剪辑完成(注1),期间游静还完成了《白雪仙的妹妹》等多部作品。


她对所有创作领域都饶有兴趣

游静自称是看“香港新浪潮”电影长大的,许鞍华、谭家明和徐克等电影人的早期作品都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电影的喜爱,游静也不仅限于电影拍摄上,她好像始终有学习的精神和动力,在拍电影的同时,游静写影评、学《坏孩子》(WE ARE ALIVE)剧照电影理论,甚至研究香港电影历史,如撰写关于1960年代香港女导演唐书璇的书(注2)。

不只有影像表达是她的兴趣,她对所有创作领域都饶有兴趣,文字、剧场、装置艺术、电影……也许她十分关注的是如何表达、沟通?形式、技术、题材、类型从来不是她的限制,游静的创作很自由,发现自己有话想说,便去找一个最适合的方式说出来。

“现在我很直觉的要跟更多人沟通,我要亲近群众,我拍的电影都属小众,但观众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她常常强调创作很直觉,而直觉的背后却深受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的影响,例如早期作品《录像书简》掺杂不少理论色彩。她的电影充满了实验意味,在打破一切界限的比较文学视野背景下,也不断尝试跨越不同形式、类型。这种跨越并不是对于固定条框的忽视,而是在对于传统的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与反叛。如《另起炉灶之耳仔痛》是一部对话式的纪录片,是对当时全球纪录片主流的“自我投射式”(注3)的一种反叛。在这部电影中,游静不只在谈拍摄者自己,而是将大部分篇幅留给了被拍摄者,把语言作为电影的主轴,而难于用语言表达的部分变成沉默,沉默也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2003年9月游静在接受谢仁昌的采访时说“我现在想拍摄的主体是住在亚洲地区的亚洲人。”于是,我们看到了《坏孩子》。(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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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陈博文,台湾著名剪接师,剪辑作品超过150部,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多次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剪辑。
注2. 唐书璇,被誉为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的教母,她创办了电影双周刊《大特写》,王家卫、张叔平等电影人都曾深受她的影响,作品有《董夫人》、《再见中国》、《十三不搭》、《暴发户》,1979年她在事业顶峰时退出影坛,移民美国相夫教子。
注3. 拍摄他人而表达拍摄者自我,被拍摄者的真实想法被忽略。
注4. 谢仁昌,先于台北习电影制作,后于伦敦修视觉人类学,现为影像/ 文字工作者。

*文字部分引用2003年谢仁昌的游静访问《性别逆旅:多重认同的奥迪赛步途》。

*感谢游静导演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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