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历史的电影行动者-简论奥伯豪森宣言

 

沉思历史的电影行动者-简论奥伯豪森宣言

沉思历史的电影行动者-简论奥伯豪森宣言

2013香港独立电影节 (2013 HONG KONG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文/周思中(生活馆农夫、兼职大专讲师)

事发
五十年前的一月初,一班年轻的德国导演在慕尼克一家名叫「香港」的餐馆内讨论一份宣言,并借着二月底奥伯豪森短片电影节的机会,搞记者召待会朗读宣言,发表他们对德国新电影的想法。

为什么奥伯豪森德片电影节?故事当然并不纯与电影有关。奥伯豪森电影节乃是二战后德国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世界各地媒体都会派员采访的盛事。然而,各地媒体期待的,却不是电影节选播的短片节目。宣言发表于1962年,亦即划分开东西柏林的柏林围墙兴建的翌年,在冷战的紧张气氛下,奥伯豪森电影节乃是德国少数播放来自东欧所谓铁幕国家作品的电影节。国际传媒的到来,不过是期待在电影世界里爆发的冷战场面。这班德国新导演,便借机会向主流电影工业发动一场起义。单是这场景,似乎便暗示了这场运动无可避免地置身于一个集历史、政治、主流意识、经济利益多重角力的复杂矩阵之中。

 

丧父记
德国电影史当然不单止今时今日许多艺术电影影迷都认识的「德国新电影」导演如荷索(Werner Herzog)、法斯宾达(R.W. Fassbinder)及云德斯(Wim Wenders),甚至不止于二十年代的朗茨(Fritz Lang)及茂瑙(F.W. Murnau)等。据载,在法国卢米埃兄弟1895年十二月于巴黎的所谓电影史上首场放映,德国的便有发明家于早两个月之前发表了多套大约六秒长的「电影」,而他们同乡奥斯卡迈斯德(Oskar Messter)于1897年出版的目录,更已收录了高达八十多套作品。加上刚提及的朗茨及茂瑙所奠基的电影美学及语言,德国电影其实底子甚厚。然而,六二年签署奥伯豪森宣言的年轻导演,却吊诡地自称为「无父的一代」。

1933年威玛共和国后,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党上场。众所周知,希特拉及其宣传部长戈培尔深信电影的宣传功能,故一上场便找来朗茨担任纳粹宣传部电影组的负责人——朗茨收到「邀请」的当晚便逃到巴黎去了。事实上,那个年头逃出德国的电影工作者又岂止朗茨一人,数以百计的导演、监制、摄影、编剧、美术等不同岗位的人员,大批大批的逃走。四十年代中荷里活所谓的「黑色电影」(film noir)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德国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元素,便与德国以至整个欧洲的电影工作者逃亡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战后,鉴于受到战胜的同盟国的严密控制,荷里活电影无配额地大量倾销到西德宣扬冷战意识形态下的「自由」及「民主」价值;加上解体电影工业法例的通过更将原本独大的国营制片厂瓦解,本土只剩下无法与荷里活制作竞争的小型电影公司,苟然残喘地制作温馨乡土电影、奥匈帝国场境的宫庭片、娱乐至上的历险、爱情及喜剧等。即使德国的电影工业重新启动,奥伯豪森宣言的年轻导演认为也不过是少了个戈培尔的旧酒新瓶而已,德国本土制作仍然是所谓「逃避主义」(escapist)电影的天下——这也正是其格言「父辈电影已死」的颓败现实。

 

反省历史,或向现实宣战
签署奥伯豪森宣言的主张之一是要求政府推行支持新导演创作的政策。他们的具体主张之一是成立基金,不带条件和审查权力资助新导演的电影制作。结果,即使奥伯豪森宣言导致了支援年轻导演创作的基金的出现,三、四年内几十位新导演发表了其作品,由于缺乏无法跟发行与放映系统接轨,票房收益始终无法成为支持持续制作的动力,部份人后来转战德国当时新发展的众多电视频道——如果不说为从电影世界中完全消失的话。然而,这真的只是扭父亲买玩具式的猖狂自利主张吗?

当年廿六位联署导演发言人亚力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的想法,在此或可权充注脚。克鲁格是参与这场运动的导演中少数不仅能往后继续拍电影的导演,他并且积极投入参与电影支援政策的改革。这或许与他的多重身份有关,他除了是电影导演,也是律师、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同时也写小说及剧本,并与三十年代纳粹上台便移到纽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关系密切。

在柏林围墙倒下前夕的一个访问中,克鲁格反复提到「公共领域」这概念,而电影就是介入甚至重建公共领域的武器。若电影院已告沦陷,电视频道的影像制作就是必需争夺的地带。毕竟,就如其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好友阿当诺及霍克海默所说,当代的资本主义已经从工厂南征北讨到进占媒体等文化工业。要么就与其争一日长短,要么就拱手相让——他认为政权能被推翻,大企业及其创造出来的世界却不是政权更替所能改变的。由荷里活及旧电影体制支撑出来逃避主义电影市道,便是如山的铁证。

德国电影的起步点比许多地方都优越,三十年代以来的政治及社会因素却将遗产一笔鈎销。虽然电影并不单纯和绝对受制于政治领域,惟若政治是整幅图像的关键角色,政府政策责无旁贷。反思当代历史及现实,于他们已越出纯意见和立场,反省和表达本身应该是在社会上有实质的存在。换言之,虽然建议彷似声大夹恶强迫政府为导演提供无条件没问责的资助,从另一角度看,要求政府以资源及政策扶助多元和自由的电影表达,只不是过是跨时代地重建有生产性有对话性公共领域的补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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